最重要的是，以利润为基础征收商贸税，而不是籍贯。
前朝重农抑商，大岐沿袭，对非农籍的百姓征税，也全是折算成田亩来收的。
只要是商籍，那么根据店铺的大小，经营的种类，由官府评定你是巨商、大商、中商还是小商。
小商税按百亩田税交。
中商税按五百亩田税交。
大商税按千亩田税交。
巨商税按万亩田税交。
税收有多重呢，整个大岐从立国以来，没一个巨商，大商也寥寥可数。
划分看似清楚，但存在一个巨大问题，如何界定谁是大商，谁是小商？
卖丝绸的是大商，卖粗布的是小商，听起来似乎合理，那若卖粗布的能卖百匹，卖丝绸的只能卖一匹呢？
这个问题，曾经不少商人托关系找门路，送礼送钱，想找朝廷定个标准，后来，他们发现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，因为怎么定，官府说了算。
只要给足了钱，那你到底是大商还是小商，还不是衙门一句话的事？
但很快，又出了问题。
在本地好说，一出了本县本郡，外面就不承认商户本籍的评定了，于是，他们又得交一份儿钱。
不同级的商人连交入城费都是不一样的。
商人们受不了了，他们苦哈哈地忙活，结果多头挨打，他们再次往朝中递钱找关系，苦熬多年，终于让朝廷确定了准确的评定之法：
不出本籍，即户籍所在之县，是小商。
不出州郡，是中商。
商路通五郡，是大商。
超过五郡，是巨商。
卢栩想在观阳找人去朔州和北境，受阻的一大原因也在此，许多南方的船商到隆兴郡已经够五郡了，再去朔州，就要变成巨商，交万亩田税了，北境能赚再多钱他们都不去。
观阳本地的小商户不愿意去也有这个原因。
而商路上逐渐兴盛起来的主力，就成了倒卖农产的货郎，按大岐律例，家中主业种田，就不算商籍，那些就一两辆板车的小商贩，不用另外交商税。
这样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，其实非常不利于商贸发展，仔细算，其实朝廷也不划算。
小商人为了少交税，会依托中商，中商又依托大商。
登州和崇宁交界，就有很多这样的案例，隆兴的商人只把货物放到崇宁界内的官道，登州的商人只在登州取货，在中间搞运输的，是那批开客栈的门梁人。
他们全受卢栩雇佣，卢栩交着跨郡的大商税额，带着粮食货物跨郡不用再多掏一份钱。
朔州卖牲口的商户为了省钱，会先将牲口卖给卢栩，再由卢栩转手卖到隆兴，卢栩每只羊只收五文钱的转手费，完全就是给牧童发工钱，这样，大伙儿都划算。
可这一点儿都不利于朝廷税收。
商户卖一只羊是交那么多钱，卖一百只、一千只、一万只，还是那么多钱。
卖少了，商户亏，卖多了朝廷亏。
颜君齐的策论上，就列举了好几个观阳、朔州的中小商人实际的利润与缴税的差别，还算了假如以利润为基础来收税，能收多少钱。
他替卢栩管了那么多年观阳联盟，对卢栩的生意了如指掌，对观阳联盟加盟者利润也心中有数，列举起来，完全信手拈来，甚至还能列出年份，辅以商贸对观阳、文丘、崇宁的影响等等。
这些颜君齐没细说，受限于策论篇幅，他也没完全细写，可就这份儿只略写了几点的策论，已经被正好今年参与阅卷的户部尚书誊抄走了。
待完成阅卷，他将誊抄走的策论拿回家仔细看了又看，将隆兴郡二十年的税收全调出来，又从里面调出观阳、崇宁、文丘三县的税收，核对颜君齐所说是否属实。
待确定无误，他又想找去过隆兴郡的人来问问，可家仆在京城找了一整天也没找到一个隆兴来的商人。
原因也很现实，从隆兴到京城，超过五郡了。
户部尚书转天就跑去催问科考结果了，那个隆兴来的考生考上没有，只要考中了进士，他们户部要了。
但马上，他就遇到了对手，御史台对颜君齐也很有兴趣，颜君齐还有一篇论君臣之道的策论，很受御史大夫喜欢。
虽说他胆大包天把历史上那位毁誉参半的先代之君有一番斥责，但好歹言之有据，论说合理，也没全将责任推到那位皇帝身上，很客观地指责了后来两代君王的过失，更指责了当时朝臣的失责，随后还颇有见解地附上了若干可以匡正之法。
他在文中论述的那一番为臣之责，特别对御史大夫的胃口。
身为天子臣，当上辅君主，下听百姓，明通四方耳目，论帝德，行厚德，远佞人，若君有错，臣必当纠之，为人君而无谏臣则失正，为人臣察而不纠，是为佞。
听听，这就是该来他们御史台嘛！
只要他能过了进士这一关，他们御史台一定要把人要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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