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知道秦国的都城是咸阳，但是秦国最早的都城是在雍都。之所以定都咸阳，那是商鞅变法时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，商鞅非常清楚秦国变法强盛后，必然要走向与山东六国争霸天下的道路，迁都也就是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。（按：秦国都城曾经一度有所变化，这是秦国走向争霸路上的曲曲折折所致，这与本书的关系不是太大，所以不再多说。）商鞅变法时就发民夫修治咸阳宫室，秦孝公从雍城迁到咸阳，咸阳从此一步步走上了繁荣之路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的都城。自从秦孝公迁都咸阳算起，经历了秦孝公、秦惠文王、秦武王、秦昭襄王、秦孝文王（按：仅在位三天）、秦庄襄王，到秦始皇已经是第七朝了，历时百年，已经由初创时期的寥成宫室演变成了繁华的大都市。秦国越战越强，各国使节驻节咸阳者不在少数；再加上秦国的政治比起山东之国更形开明廉洁。尤其是秦国几代国君都不是平庸之辈，对人才的使用上更是独树一帜，大多数人才都是山东六国遗弃的人才。商鞅、张仪、范睢、蔡泽、蒙骜这些外来人才身居高位，位极人臣，很好地吸引了在山东六国不能得志的人才齐集咸阳，成为一时之盛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咸阳是一座很繁华的“国际大都市”。熟知中国历史的朋友们都知道，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，把农业定在第一位，其余次之，特别是商业，即使商人很是富有，其社会地位也不高。“重农抑末”这一传统政策的始作俑者正是商鞅，是他在秦国率先推出。这一政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巨大，有人大加指责，说这限制了商业，致使中国没落，由极盛转向衰败。其实，这不能怪商鞅，他当时采取这一政策是合乎时宜的决策，因为当时秦国还很弱小，货物匮乏，那些商人和现在的“倒爷”差不多，把东西从一地贩到另一地，从中谋取厚利，不抑制则秦国不能富强。尽管秦国对商业很是压制，但是不可能、也没有必要全面取缔，只是国家政策不提倡。在咸阳仍然可见过往商贩，叫卖之声不绝，烧饼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了咸阳街头。（按：烧饼的出现是因为石磨的发明，麦类才逐渐由粒食走向面食。据说，烧饼最先出现的地方就是咸阳，原因当然是因为关中之地多种麦。）在一段繁华的街面上，聚集了不少人，可以说人山人海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，好象在看西洋镜。“让让让，让我一下，请让一下。”叫让之声不绝，响个不停，拼命地往里挤，可是人太多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是别想挤进去。这些人穿着各异，有商贩，有农夫，也有行商，更多的是读书人。商贩、行商、农夫不过是看热闹的，正主儿是那些读书人，一个个一脸的焦急，好象在奔向青云路似的。“不买的就让下，不要站在这里凑热闹。”一个中年文生一边抹着脸上的汗水，一边嘀咕：“人这么多，热死我了。这都啥天头了，还这么热。”他这话只说对一半，他之所以这么热并不是因为人多，温度太高所致，还在于他拼命往前挤给累的。一个农夫一把把他推开，道：“瞧你还人五人六的，读书人一个，居然这么没礼数，就你买得，我看不得？”这个文生哪有心情和他争论，道：“看得看得，等我买了你再看。行行好，让我一下，我都等了好几天了，都没有买到，急死我了。”“不要让他，让我。”他后面一个文生冒坏水了。这里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人，那是因为几天前这街面上开一个“四宝斋”店铺。何为四宝？笔墨纸砚文房四宝！
这家店铺的墨和砚虽好，也还不足以吸引如此之多的读书人，古代的读书人哪一个不是对墨和砚有所研究，在他们眼里，吸引力还不够。真正吸引他们的是两样东西；纸和笔。笔是上等的狼毫笔，柔韧性好，富有弹性，更重要的是牢固，不易脱落，使用的时间长。哪个读书人不是有些想法，哪个不是想把想法聚于笔端？这种狼毫笔蓄墨多，舒适度好，写起来非常流畅，特别宜于读书人，他们能不挖空心思买上几枝吗？最让读书人想得到的就是这家店铺的纸，其质量好自是不用说。关键在于，读书人深受书简所累，书简和纸的优劣一目了然，读书人谁不想要？还有不把削尖脑袋了往里挤的道理。这家店铺的大掌柜不是周冲，而是著名的兵家尉缭，说起来还真让人想不到。尉缭子是一个怀有济世之心的高人，自然知道纸笔对于当时读书人的重要性，才向周冲建议推行天下。对于这个建议，周冲没有话说，让周冲担心的是凭他一人之力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完成。这点，有尉缭子这个才智非凡之士在，完全不必担心。他说可以开店铺，先开一家，根据情况再多开几家，慢慢辐射开去就是了。他的思想和现代连锁店有些类似，周冲没有异议。三人一合计，决定这生产之事就由周冲来负责，店铺的掌柜就由尉缭来担当，王敖带人专门打狼打兔子，准备原料。周冲熟悉制作工艺，由他负责生产自是再合适不过。王敖年富力强，对打猎也不外行，由他组织人手收集制笔的原料也挺合适。尉缭的才学自是没得说，他担任这大掌柜是再好不过了，对于这点周冲是不敢怀疑。不过，周冲还是有点好笑：“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后，穷得没法生活，就开了一家饭店，穿上女人的衣服既当老板又当伙计，羞得老丈人卓王孙没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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