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在不是坚韧的人，我的愿望很简单，而他满足了我。
我重新观察他，怎么都觉得稀奇，至于他轻轻摇晃脑袋，侧过另一边脸，眼尾有些往上挑，像不慎描画出格的线条。我忽然很想疯一场，夜风吹个不停，羽毛一层层覆盖，我顺着脊骨的方向抚摸，将自己贴上去。
他没有反对，所有锐利的东西都收纳在温和的表象下，唯独在我面前，他会表现得完全无害。甚至对惠姨，他都显得有些疏离。
“要听我唱歌吗？”我伏在他的背上，闭上眼。
他反倒从我的怀里挣脱，抱住我，因此我的声音变得更低沉，歌谣在彼此的胸膛里来回震动，唱的是高山、流水，月光白花花地烂在地里，田鼠偷偷咬下一片花叶，引来鸟的追逐。我越唱越高兴，又唱一只身披羽毛的怪物从山沟飞出，千百只眼睛睁了又闭，闭了又睁，无知无觉的新娘醉倒了。他将我搂得更紧，手指滑入衣襟，那些精美的刺绣被随意拨开，似乎对他而言，它们是毫无价值的玩意。
他唯独在我的皮肤上流连不舍，那条发挥不出真正作用的舌头在细腻的纹理上舔舐，有时候让我发痒，有时候让我发笑，险些唱不下去。可渐渐地，我想不起该唱什么，歌谣断断续续，最终剩下呻吟和放肆的喘息。
我只顾着和这只怪物交媾，坐着、躺着，随便各种姿势，每次他的唇舌唤起快感，我都无法克制地颤抖，汗水混合泪水流淌。他故意看我，用脸上不偏不倚的两只眼睛看我，或者用不知怎么冒出来的、到处都是的眼睛看我，要我害臊，当他再次收敛妖魔化的一面，像个真正的男人与我接吻，我又忘记了躲闪。
月光越来越浅的时候，我终于缓过气来，尽管腰酸得起不来，但精神还是亢奋的。我的乌鸦，他蜷缩着手脚，仿佛离不开似的靠在我身侧。
我忽然想到，曾经村寨的人都说惠姨是“被迷了”，对知青死心塌地；今天换作我，倒是真的被这只漆黑的怪物扰乱心神，逃也逃不掉，但已经没有谁会阻止我们交欢。他正是这座村寨造的孽，怨念的化身，有着人和鸟的双重特质。
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天，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惠姨将这个家里的东西都交给我，包括她的儿子，她所有的寄托；这些天她一直在梳理，整个人又白又薄，好似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。
她确实太困了，眼皮很重，像梦呓一般说着故事：比如她怎么看上那个文质彬彬的知青，勇往直前；比如她怎么绕着山沟走，用尽痛苦和悲戚的话语咒骂；比如她被鸦群扑了满怀时的激动……惠姨就这么死去了，无悲无喜，犹如绚烂的戏剧到了末尾，惆怅地放下了帷幕，宣告一切结束。
我却不满意这个结局，但她执念如此，乌鸦带我找到知青的坟墓——现在我叫他们“阿爸”和“阿妈”——他们理应安睡于此。葬礼上没有宾客，只有山风和天光，我将那些精致的披风和衣裙也整齐叠在她的身旁。她的脸还是那么白，那么尖，但笑容发自内心，即便肉体已经失去活力，嘴角的弧度依旧永恒地维持在那里。
鸦群逐渐汇聚成怪物的模样，下一刻，他站在我的身旁。我瞥了一眼，发现他学着我的动作，从翅膀上拔掉一支最亮的、色彩最浓郁的羽毛，仿佛投掷鲜花一般朝着未合拢的坟墓扔进去。彼时，这对可怜的夫妻在地下相聚，应该不会感到遗憾了，我默默地想。
村寨显得更静了，是名副其实的无声之境，老人几乎都死了，只剩下一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孩子。在鸦群活跃的时候，哪怕是孩子，也不被允许露面——他们不吝用最丑陋的心思揣度怪物的行动，实际上，对方已经对他们失去了兴趣。只要伤口还在溃烂，散发臭味，他们就会在折磨的囚笼里一遍遍痛骂自己和死去的老人。
我没再看到那个白头发的老太太，也许她倒在山里，也许她藏身小楼，总之，恩恩怨怨说不清楚，我无意插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村寨的封锁被解除了，我看向懒洋洋晒太阳的怪物，撩起他的一边翅膀：“你一点都不可怕。”
我肯定患上斯德哥尔摩症了。
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我在城里请了人，将小楼里值得珍藏的事物打包运走，打算回城。乌鸦没有反对，还主动帮我叼下了梁上的木匣子，我不懂雕刻，只好又拔了一根他的羽毛裹在帕子里，丢进去充当记录。
工人丝毫不察这里的古怪，都说，从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闭塞的村寨，风景不错，就是太安静了。我只是笑笑，叮嘱他们不要惊扰到处飞的乌鸦。
到了离开的时刻，乌鸦在空中盘旋，孩子们不知丑恶，围在我身边问“哑娘娘”真的去世了，还是变成天上的仙女。我没有回答，再过一些日子，他们见多了外面的热闹，就会渐渐忘记这些疑惑。大人们的伤还是没有痊愈，或许一辈子都要带着乌鸦撕咬的痕迹过活，当然，他们的舌头也没有重新长出来。
这已经很好了，我不怜悯地想，我已然变成和怪物同样性情的存在。
回到城市里，鸦群照例落在天台上，我收拾了惠姨的屋子，锁起来，然后将需要的东西搬到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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